我听见自己的灵魂在黑暗中呻吟

中央政治局常委对年轻人的七项忠告:
    第一、不要怕学校不理想，贾庆林的母校到现在也没几个人知道------石家庄工业学院；

    第二、不要怕短暂的停留，李长春毕业后曾经留校两年待分配；

    第三、不要怕起点低,吴邦国毕业后直接进厂当了工人，况且一干就是10年；

    第四、不要怕条件苦，胡锦涛参加工作时就在甘肃的大山里修水电站，居然还被评为劳模；

    第五、不要怕地方偏，温家宝在甘肃修水库一直到四十岁才进机关；

    第六、不要怕提拔慢，贺国强三十七岁才当上车间主任；

    第七、看完后赶紧去做自己的事情，别以为自己真能当常委……!

 

   PS: 看完之后，偶的想法很简单，就一个字------------操!

前几天在12人版上看到一位网友发的视频，是他儿子（一个年轻的南京小伙子）在深圳二队----香雪上清饮队参加香港甲组联赛的比赛录像。看到这个帖子，我倒是不由的想起了去年在深圳出差时踢野球的所见见闻。虽然深圳足球队这几年一直处在动荡中，但深圳的民间足球一向非常红火，为这座新兴城市培养了许多“专业”的足球爱好者和丰富的后备人才。深圳是个移民城市，全国各地都有人在深圳打拼直至安居乐业；而其城市文化又不停地和周边的南粤文化碰撞融合。在足球上，深圳也体现出了包容性和地域特色兼儿有之的特点。让我大开眼见。

 

我去深圳是在去年的10月底。那个时候南京已经进入了名副其实的秋天，而那时深圳的最高气温都在33-34℃左右，加上我去的那几天始终艳阳高照，到了下午，炎热程度可想而知。有一天正好休息，我便带上球鞋和现买的深圳地图，去逛逛这个城市顺便过过球瘾。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去哪里踢球，只能按图索骥，去地图上画出体育场的地方碰碰运气。

 

我的第一站是深圳体育场，就是大头大帝他们战斗的地方。那天主体育场没有比赛，倒是外场有深圳初中生的联赛。看了一会觉得兴趣不大就闪人了。印象深刻的，就是深圳小孩的装备个个都很专业，一水的阿迪耐克青少年版（包括守门员手套和护具）-----也许是因为离香港咫尺之遥，买体育用品比内地方便许多的缘故吧。后来鬼使神差地坐地铁坐到了世界之窗，然后坐车去了深圳大学。结果我连大学校门都没进去，更别说看望一下江苏足球的老熟人脸哥了。不过深大北门的对面，过一座天桥即有几片天然草皮的球场。从场边挂的标语看像是某企业联赛的举办场地。不过我没有兴趣做进一步观察了，毕竟时近中午，肚子早咕咕叫了，于是赶紧找个快餐店吃了份烧鹅饭，然后继续坐车漫无目的地瞎逛。一路上居然看见了不少足球场，无论属于学校的还是位于社区的，一律是绿油油的草皮，而且其中几个天然草场看上去都维护地不错。到了莲花山附近，发现了一个规模很大的草场，且有一些人已经开踢了，于是赶紧下车，进去活动活动。我与深圳草根足球的亲密接触就此正是开始。

 

走进场地才发现，此处是一片大型中高档住宅社区，而就在寸土寸金之地，居然没有再盖楼，而是修了有7、8片连在一起的足球场，其中有6片真草两片人工草。当然，每片草场的面积都不大，顶多是南审的一半，所以通常是打7+1的比赛。球场收费贵的吓人，团队订场两小时700，像我这种单个人要交30元才给进场------深圳什么东西都贵啊，没办法。乖乖的交了钱，走到一个没有人的场地，发现一个黑瘦的小伙子刚换好衣服准备开踢，于是厚着脸皮凑上去蹭球踢，不一会就混熟了。原来他在等队友，下午约好和另一个队打比赛。过了20分钟，他的队友陆续都来了，对手也到了。可巧，这个小伙子的队有个家伙没准时到，凑不齐8个人，于是我成了救场的人选。搞笑的是，他们给了我一件球衣穿上，背后居然印着10号，狂汗啊。。。。。。。。

 

和很多南京球队比赛前嘻嘻哈哈随便打两脚门就上场开踢不同，这双方都在赛前花了一段时间集体做准备活动。先跑圈、再分成两组练传接，最后才是射门练习，而且是一人做球其他人打门的那种。热身结束后，简单布置了一下战术，然后正式开踢。我在的这个队是个典型的移民球队-----单箭头是广州仔，我和那个黑瘦的小伙子（潮汕人）分居两边，后腰是浙江人，三个后卫都来自东北，门将是个戴眼镜的香港人。对方大部分是珠三角人士，还有两个鬼佬。不过不管场上队员来自何方，踢球的风格似乎都染上了很深的南粤印记。他们讲究短传，除了必要的解围和转移，球绝对不高过膝盖。而且即使是技术再好的队员也绝少盘带，多数是运用一、两脚传球，无球队员也会主动跑空当，并不时用各种口音的普通话或山寨粤语呼喊队友传球。节奏快，接应意识好，打顺了颇为赏心悦目。广东风格本来就在中国足坛独树一帜，影响深远。看来其传统即使在深圳也有相当厚度的积淀。当然，我的技术一般，也没和他们配合过，所以在进攻上只获得了一次机会，还打中了远门柱。此外的时间我都是以防守为主。幸好大学时和几个广东仔混得熟，了解他们踢球时动作频率快的特点，才不至于在一对一时出丑。踢了30分钟后，他们的正式队员赶到了。我主动要求下场，毕竟下午三点的太阳太烈了，加上比赛节奏快，深圳地区湿度又大，我确实跑不动了。下场之后，连喝了两瓶景田矿泉水才缓过来（现在想起来，很同情5月2号下午在越秀山鏖战的舜天球员）。

 

最后比分不记得了，反正我帮忙的这边输了，几个后卫用东北特有的幽默和直率调侃着队友的表现，当然对我，他们都是很友好的，聊得也很开心。由于突然有人call我，我匆忙离开了球场，没有留下他们之中任何人的QQ或电话号码，甚至连这个队的名称都忘了。只是记得他们穿橙色队服，后背有“XX化工”几个字。甚是遗憾。

 

据说，足球场是深圳、广州最赚钱的娱乐项目，人气比KTV和酒吧还厉害。从我与深圳草根足球的接触来看，他们的素质和热情的确很高。谈到中国的职业足球，理性的声音居多；而他们对待业余比赛的态度也很值得称道，无论踢球还是比赛组织都很正规。正所谓“足球是快乐的，但不是开玩笑”。，另外，讲究快速短传配合的南粤风格，也的确能给草根参与者带来快乐的享受。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广东足球总是人才济济了。

     按照芜湖人的习惯，搬家应该是早上5-6点的清晨出发。这样在从老家到新家的路上，便可见证一轮朝日的新起，美其名曰越搬越亮，讨个吉利。刚刚过去的26日，是我搬家的日子，不过我和老婆却是从下午开始整理物品，至晚上9点多才将大包小包拖进新居。进门之前，我一脸坏笑对老婆说：“这是不是预示我们越搬越黑啊？”同为芜湖老乡的她闻之色变，像迷信的母亲教训小孩一样让我别胡说。我哈哈一笑了之。其实我对这些东西向来是不忌讳的。

 

     管他是凌晨还是深夜搬家呢，最重要的是，我终于结束了租房子的生活，住进了属于自己的新居。虽然陈设简单，虽然我背负着不小的贷款压力并即将背负成家立业的更多压力，但是，能够在自己用努力工作换来的家里，手捧一杯咖啡，悠闲地小憩片刻，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对于决定与我相伴永远的她而言，幸福也是一样的。

 

     特别感谢我尊敬的邱总，还有她的女儿女婿，谢谢你们的帮助。

 

    最后，忍不住还是想记录一下我曾经蜗居过的出租屋，留个纪念：

    海安安康小区；

    扬州工人新村；

    南京江宁太平花园；

    南京江宁天地新城。

 

    到此结束。

 

    

“文怀沙事件”近来能够在社会上激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实在有点出人意料。一来文怀沙老人在社会上尽管也属大名鼎鼎，但他毕竟不是新闻媒体上正当红或学术界首屈一指的超级明星，如季羡林或饶宗颐；再则，他那些遭到质疑的丑闻，像“虚报年龄”、“因猥亵、强奸妇女入狱”等都已是陈年旧账，按理说事隔几十年后再翻出来，不至于让喜新厌旧的现代读者那么津津乐道。

　　我对文怀沙的人品学问——即“国学”话语中的所谓“道德文章”——几乎一无所知，没有资格，当然也不想加入事件本身是非黑白的争论。我更想从此事引发的轰动引申出去，探讨一下近年来日益升温的“国学热”或“儒学复兴”的前景。

　　许多人也许还记得，3年多以前，“新儒学大师”郑家栋涉嫌重婚、伪造文书和协助偷渡的新闻一经曝光，曾经引起过比今天的“文怀沙事件”更加强烈的舆论地震。让我们先作一个假设，如果郑家栋和文怀沙不是凭借“国学”或“儒学”赢得名望，而是两个从事西方哲学的著名教授或研究员——比方说北京大学教康德哲学的老师，上述丑闻同样发生在他们身上，会招来普通民众这么大的关切吗？答案多半是否定的。这其中的道理并不十分复杂：“国学”在中国人心目中从来就不是一种专业化的学术，它寄托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整套理想化社会规范。换言之，社会大众对“国学大师”和“哲学教授”的心理期待是截然不同的——没有多少学生会认为，一个康德哲学教师本人必须是“道德形而上学”的信奉者，而自己学习康德哲学之后就必须成为“道德律令”的践行者；但所有人(包括我)都坚定地认为，一个真正的“儒学大师”就应该是孔孟学说的卫道士和中国文化传统的传承者。所谓“知行合一”，是中国古代学术有别于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最大特色。

　　我认为，这才是一般国人不能原谅郑家栋和文怀沙的深层原因。不过，正是从这一个基本落脚点出发，我却得出了一个十分令人沮丧的结论：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国学”和“儒学”已经死亡，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也没有起死回生的可能。

　　这必须从构成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主流的儒学的性质说起。余英时先生在《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一书中精辟地指出，儒学不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从一个人自生至死的整个历程，到家国天下的构成，都在儒学的范围之内。过去2000多年中，通过政治、社会、经济、教育种种制度的建立，儒学一步步渗透进国人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虽然传统儒学不能与传统制度划等号，但它确实托身于后者。因此，随着辛亥革命以后大一统皇权政治制度的崩溃，儒学也就失去了其安身立命的依托，变成一个游离于现代建制之外的“游魂”。“游魂”的意思是说，儒学的许多精神元素至今依然在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显性或隐秘的功能，但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架构，它已经不复存在，无力再像过去那样为整个社会生活提供一个稳固的思想基础。

　　现代中国社会是以西方近代以后形成的结构重新组织起来的，也就是说，政治、宗教与学术是分离的。这就意味着，试图复兴传统中国的那种制度化的儒学是绝无可能的，这也就是追求整全性目标的现代新儒学所面对的难以克服的困境。那么，拥有光辉传统的儒家文化在政、教、学三条不同战线上的命运又分别如何呢？

　　儒家想要重新占领政治舞台，重建一种政治制度，几近于天方夜谭。且不说其现实可能性为零，即便可能，也是不足取的。中国近代历史已经证明，儒家政治是一种无力应对现代挑战的失败的制度。否则，就不会有鸦片战争以来的一切“中国问题”。

　　有人于是想沿着宗教的路径开拓儒家的新空间，他们显然受到了欧洲近现代基督教的演化历史的启发。但是，从一个世纪前康有为、谭嗣同倡议的“孔教会”，到今人蒋庆等鼓吹和发起的所谓“读经运动”和“中国儒教协会”，这些尝试和努力不是全盘失败，就是沦为笑谈，终难有所成。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儒学不同于基督教，它在历史上从未有过组织化的教会。虽然欧洲现代化进程中也出现过严重的宗教危机，尼采甚至签署了震撼人心的“上帝死亡”鉴定书，但基督教从政治中退却以后，仍有教会体系作为其托身之所，神甫牧师、信众和神学家的布道、研究和阐释并未因为政教分离而中断，且延续至今，并反过来成为一种制约政治和社会的重要规范性精神力量。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在其传世巨著《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多次指出，宗教只有与政治分离，才能更好地实现其本来应当肩负的道德教化价值。但儒学在古代中国的传播中心并不是教会，而是国家控制和引导的教育系统，而后者又通过各种渠道——其中最有力的就是科举制度——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当儒学被迫从各层次的建制退却以后，立刻陷入无家可归的窘境。更加显而易见的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祛魅的理性化时代，要想按照“西式”基督教或“中式”佛教的模式重建一个“儒教”，是一项多么无望的使命！何况儒学的理性化思想本身就与这类现存宗教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内在紧张。

　　如此看来，未来的儒家只剩下退入象牙塔，以学术面孔示人这条阳春白雪的小径了。但这就又回到了我们文章开头就揭示的悖论：如同社会政治一样，现代中国的学术在形式上也是以西方模式组织起来的。要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符合学术的规范。儒学的生命恰恰从来就不在抽象理论思辨，而在于丰沛的人生实践。因此，如果我们把现在学院中奉行的学术规范强行套在儒学身上，那无异于把它制作成木乃伊。一个具有科学精神的严肃的大学校长会告诉我们，大学里既无必要，也难以容纳下一个“儒学”专业，因为它的学术内容已经被吸收整合进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历史学乃至文学等许多专业学科，而它那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内容又不是大学和研究机构应该承担的任务。

　　这就是儒学或国学在现代中国面临的根本性困境。不管多么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我们都不得不承认，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纯正的儒学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死亡。

　　但是，作为一个曾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悠久而灿烂的中华文明，并且至今仍在当代中国人生活的各个领域隐秘而曲折地发挥着功能——有时甚至是支配性功能——的伟大传统，儒家思想文化不应该，也不可能就此走向消亡。无论对中国还是世界来说，儒家思想文化都是一件无价瑰宝，我们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尤其需要它提供的解毒剂。因此，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项充满挑战的使命，那就是：如何为处于“游魂”状态的儒学重新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现实家园。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既没有可能把孔夫子的牌位请进人民大会堂，又无法将它供奉在教堂或寺庙的大殿里，似乎也很难使它转换成大学、研究所里的教科书和研究课题。看来，作为一种精神资源和生活方式的儒学在未来的可能出路也许只有到民间社会中去开创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文怀沙事件”在社会上能够引起这样的震动，本身应当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它至少说明一点：儒家千百年来赖以存在和延续的基本规范在民间仍然顽强地活着。

　　今天真正有志于推动儒学复兴的人士应当重新实践2500年前孔子曾倡导并身体力行的“礼失求诸野”，而不是忙于去成立什么闹哄哄的“儒教协会”或穿梭周旋于一个个“儒学复兴规划”之间。除了挖掘和整理在百年社会变迁中几近湮灭的儒家精神因子外，当代儒者更艰巨的任务是创造性地为儒学重新争得一片能够与现代政治秩序接榫并在现代社会中延续传承乃至发展更生的崭新洞天。至于社会上喧嚣一时的“国学热”和泡沫化的“新儒学”之类，就权当它们是未来真正有意义的儒学复兴的廉价广告——江湖术士的假冒伪劣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损于真名牌的声誉，反而还可能对消费者进行一次有效的品牌教育。毕竟，如果把儒学的前途寄托于民间，那么首先需要让四书五经“不传久矣”的社会民众经历一个消除隔膜的再亲近过程。

　　后记

　　我坚信，孔子在他的时代也曾面对过我们今天同样的困境。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和周天子的式微，过去作为礼乐典章持护者的“儒”的群体——身份属于低级贵族阶层——也同样失去了切实的依托。所以他才提出了“礼失求诸野”。

　　在近代所有学者中，王国维先生可能是深刻地洞悉儒家文化悲剧性命运的第一人。他的“殉清”实际上与孔子不懈地要求恢复周朝体制和天子权威出于同样的道理。我相信王国维不可能迂腐到要为那个腐朽不堪的满清王朝殉葬，他实际上是为随大一统皇权制度崩溃而一同死去的儒学陪葬。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王国维并不像辜鸿铭那样一直拖着一根长长的辫子。

     冯小刚早期的贺岁喜剧中，总有一句经典的台词：“19XX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现在是2008年12月中旬，离2009年已经很近了，想起这一年的经历，我不禁和白云大妈一样，“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要梳理一下这一年我所经历的事情，以月为单位，一条条写下来。不过真正写完之后，我才发现，那只不过是一篇无病呻吟冗长乏味的流水账而已：

一月－－－雨雪冰冻的灾害实在是始料未及。好在我们过年前的最后一个集装箱于25日离开南京，而26日龙潭港就关闭了。如果晚了24小时，整个鼠年春节我们都过不好。月底的某天，和同事驱车去常州某镇办事，为以防万一，带了热水和面包。下午返回的时候，果然大雪又下了起来，高速封闭，国道堵车。只因同事带了一部GPS,我们才能抄小路经丹阳、丹徒、句容返回江宁，并在丹徒一个门可罗雀的个体加油站加到了油。相比于我妹妹在安徽宿松的高速上被困了三天三夜，我们实在是太走运了。

二月－－－没什么特别的，吃饭喝酒是主题。元宵那天，我喝了一些二锅头，本想去夫子庙看看灯，可半路却在养回红村的一个厕所交了公粮，于是兴致大减，干脆原路返回家里睡觉。

三月－－－第一次去了趟江宁基地，和某人一见如故，开始憧憬新赛季的奥体的风云际会。最终，舜天圆了冲超梦，但有些事情却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

四月－－－女友从上海辞职，在南京找到了工作，自此结束了5年的两地相思，也不用再给铁道部和快鹿公司增加营收了。虽然当时她觉得自己的决定稍显草率，不过现在看来，反而是歪打正着。在经济不景气的此时，她们公司没受影响，反而要经常加班，真乃奇迹。

五月－－－汶川地震，举国同哀，我也一样。在此祝愿四川人民能够过一个快乐的新年。

六月－－－第一次独立应对美国人的质量审核，第一次把学到的质量管理知识用于实践，虽然得到了美方和工厂的好评，但我还是觉得这次的成功有投机取巧之嫌，自己的知识储备还远不够。印象最深的是美方那个膀大腰圆的工程师，虽然第一次到中国，但是对六合农家菜感觉很好，而且筷子用得精熟，喝啤酒的架势更是吓坏了我等。

七月－－－福祸双至。先是在江苏电台的奥运民间解说员大赛中夺冠，虽然只有证书、奖杯和参与电台奥运报道的口头邀约，但已经让我很兴奋了。不过很快，因为工作失误给单位造成损失，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扣工资3000以示惩戒。的确，像我这样有点小粗心小懒惰的人，有时是需要来一记重锤长长记性。

八月－－－白天在公司忙碌，晚上在电台编稿并客串主持。每天回到家已经十一点半了。现在想起来，还很怀念那段忙碌而充实的日子。当然，我着实好好过了把嘴瘾。

九月－－－平淡的一个月，开始和女友穿梭于建材市场和装饰公司，为即将到手的房子做未雨绸缪。

十月－－－过完国庆长假，拿到了用自己的钱挣来的小房子，像我干姐姐说的那样：“有一种小小的幸福。”十月底第一次到深圳出差，见识到了不一样的南国风情。在去蛇口码头的路上，猛然间瞥见路旁有块旧宣传牌，上书“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想起王石在《道路与梦想》中回忆的那个“烟尘滚滚的深圳特区”，不胜感慨。

十一月－－－装修房子。开工那天既没放鞭炮也没搞特殊仪式，水电工切割机的一声尖啸就算是开始了。家底基本搞光，身体基本搞伤，生活基本搞乱，我也在忙碌中错过了舜天的冲超狂欢。

十二月－－－仍然在装修，仍然在忙碌，一切都还没结束。。。。。。

一本流水账，很无聊很无趣，就当是给自己的2008年留个记忆吧。至于我会不会怀念2008，我也不知道。